作为早年的乡村赤脚医生，如今的国际知名学者，刘国恩仍然对我国的医疗服务念念不忘。

      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至关重要的民生话题，刘国恩表示，关键在于供需矛盾。老百姓收入增加，需求大了，但是供应却跟不上。因此，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重在提高医疗供应。刘国恩谈道：“要提高医疗服务的总供应能力，你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引进来，开放市场，引进社会力量；另外一个是在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内部，通过内部的挖潜革新、提高效率，医疗服务供应能力才能够上得来。”

    “引进来”是指引入民营医院，在准入层面，应该扫除对民营医院的障碍。把“社会力量”塑造成医疗产业的主力军。其次，要对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一视同仁，不能让民营医院输在起跑线上。

     而对公立医院的内部革新，则是指要把医务人员的收入、待遇和医疗服务的质量挂钩。和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一样，刘国恩相信自利的行为才有激励去让人们造福社会。这样才可以调动公立医院中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与动力，从而达到内部革新的效果。

     对医疗体制的滞后，刘国恩痛批道，医疗业仍然是在走计划经济的模式。资源配置非常不均衡，大量医疗资源流向大城市，而大城市又流向北京。医疗改革需要做的是让集中的医疗资源分散下去，下沉到小城市、乡村。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计划体制导致看病难

     刘国恩：我觉得变化不大。怎么可能呢？刚说了“看病难”的症结在于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就是有供需矛盾。这个缺口减少，那就越来越不难；如果缺口没有减少反而增大，就会越来越难。根据过去两年实践来看，医疗服务供应这边有多大的改善？大家知道，没有多大改善。因为公立医院改革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需方这边呢，增加的幅度很大，因为医保推进的比较快速，所以从理论上来看也好，从实践上来看也好，这个供需矛盾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网易财经：对。

     刘国恩：倒不是因为客观上发现了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供需之间推动的因素不同。因此要解决这个“看病难”的问题，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可以来考虑。

     第一，为什么全国人民都往北京跑？这也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特色，是因为我们过去计划经济是个集中配置资源的这么一个制度安排，包括医疗资源也都过度地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之间过度地集中在北京。所以这个计划经济的特色是根深蒂固的反应在医疗卫生领域里面，这才使得百姓往大城市跑，大城市往北京跑。所以如果说今天有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源于我们的计划经济集中配置资源造成的。如果要想改变这种情况，这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谁也没有法宝可以把一个几十年沉淀下来的问题在一时间解决。你也不可能一个晚上把计划经济给摧毁掉。

     但是至少我们得有一个明确的共识，要知道这个问题造成的原因是计划经济集中资源，集权在行政这个手段造成的。那么你要从长计议来改变它，必须改变这个资源配置的机制，这个过程，使这个资源过度集中的配置，变成一个资源配置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集中，不至于高度集中，变成一个分权的，分散的这么一个状态。这需要我们医疗服务资源的配置和医疗服务资源的供应从集中到分散。所以说我们要想办法使得这个医疗资源如何下沉。

     第一要减少计划经济，行政手段对它的控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行政手段只要不加以约束，那么集中配置以及集中配置的结果就一直会困扰我们，这是第一，减少行政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决定的程度。

     第二，在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除了财务的，除了技术的，还有人员的这个集中度。也是表现得很明确。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大医院，三级医院，高等医院工作的医生能够走出门去，下沉到社区。他们走出门去，下沉到社区，只有一个可能，不是为了社会，不是为了别人，首先是为自己，他才有动力和精力走出去。

     第三个方面当然就是从政府的角度如何来促进资源从集中到分散。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实现政府有关行政部门的管办分离。如果是我们的有关主管部门在过去是既负责监管，又负责经办。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功能拆分开来，我们政府的行政部门只负责监管，把业务这方面的经办更多的留给社会，这样的话这个资源，从高端到低端的下沉就变得越来越容易。

     在那些市场发育不全的地方，市场的边边角角、条件不够，支撑不了医疗服务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这个地方要赔本，没有利润，那么这些地方就应该是公共财政，政府义不容辞的地方。

     因为在市场好的地方，如果留给社会力量来做的话，公共财政没有必要再向里头投入那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少的一点钱，对其他地方可能是个大钱，或者说对他们来说是个锦上添花，但是把这点钱省出来，投到边远地方就是雪中送炭了。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能够真正站在国家大局的角度，站在社会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我想这些道理都不是很难去理解的。